在刚刚过去的三周里，我们见证了意大利从封城到锁国，美股史无前例地连续四次熔断，国际油价逼近20美元每桶。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方式和供需关系的深度调整时期，全球贸易在一定时期内将持续低迷，各国人人自危，贸易保护主义亦有抬头之势，全球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期。与此同时，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0-0.25%，并推出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但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其“外溢效应”也引发了全球央行的竞争性降息，加剧“货币战”与世界金融市场动荡。
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国家在降息之外也都规划了新一轮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幻不定，越来越多的政府意识到能源安全的高度重要性，而投资自给自足的可再生新能源无疑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光伏产业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领头羊，以其无污染，低成本，安装便捷的特点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大规模采用，集中式光伏电站更是多建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山地区，受疫情波非常之小。在新一轮基建中，公用事业规模的光伏项目可能是少数商业机会之一。对于是否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国内28家光伏巨鳄企业240GW、1200亿元的新投资扩产计划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回应——成为世界级的光伏龙头，势在必行！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企业就将海外市场作为主战场。早在2011年，中国光伏企业就尝试着“走出去”，当时以欧美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实施“双反”关税，倒逼着国内的光伏企业不得不去海外建立制造基地，以规避贸易壁垒。直到现在，我国光伏行业在国际市场遭遇的围追堵截也仍未得到缓解，但市场拉锯力量已悄然发生改变。近些年来，欧洲占全球光伏的市场份额从90%左右退化到了约10%，而中国则成为全球第一大光伏市场，目前约占全球需求量的30%。重压之下，我国光伏企业不但未倒下，反而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策略上寻得新的生机——一方面加大自主研发，最终在所有生产环节几乎都实现了技术自主，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几乎包含所有光伏专用设备，光伏平衡部件和配套辅材辅料的完整产业配套环境，是我国真正为数不多的具有对外输出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将出口转向亚太、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或选择在海外建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产能扩张，2018年我国海外布局的光伏电池有效产能达到了12.2 GW，光伏组件有效产能则达到 18.1 GW。
目前来看，我国光伏企业的项目工程和生产基地已经遍布海外，尤以东南亚地区为主，且主要集中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究其原因，一是东南亚地区的人工、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较低，可以节约企业生产成本。比如，阿特斯在越南生产基地的综合人力成本仅为国内的50%，在泰国的综合人力成本为国内的80%。二是东南亚地区与中国距离较近，且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出台了有力的优惠投资政策。比如对于阿特斯在越南海防市的建设的制造基地，设备和材料进口都免关税，产品出口也免税，同时企业所得税率前十五年为10%，为正常所得税率的一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享有“四免九减半”（头四年免税，随后九年减50%）的优惠政策。三是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文化习俗、价值观方面更相似，公司融入当地文化的阻碍较少，更容易在短期内立稳脚跟。
中国光伏企业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在海外扩张上就不能仅囿于区位范畴的考量，也应考虑产能均衡布局的问题。虽然目前很多光伏企业都在海外设有工厂，但多为成本和技术门槛较低的组件制造厂，很多供应链的环节还是集中在国内，原辅材料都要从国内采购，一旦发生类似这次疫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海外工厂原料供应将面临困难，潜在运营风险较大。在3月11日PGO组织的研讨会议上，正泰新能源副总裁黄海燕就指出：“由于国内原材料供应不足、海外物流阻塞，正泰在泰国的电池厂面临生产成本增加的问题。”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海外组件厂运转逐渐步入正轨，企业投资也开始向上游硅片、电池片等环节延伸，光伏产业总体的供应链布局将会逐渐完善。 在今天，光伏产业已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近70%的光伏产品和服务出口海外，俨然已是中国诸多产业中最具有迈向世界巅峰的潜力的产业之一。然而光伏企业的海外扩张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异、文化习俗的不同，许多光伏企业在刚踏入海外项目运作时都或多或少交过学费。在去年PGO于杭州举办的“第十四届亚洲太阳能光伏创新展览会暨合作论坛”上，阿特斯财务与业务开发部高级总监谢婉超就分享了公司的相关经验：当年阿特斯在加拿大建设电站时，没有考虑到在大雪下施工，人工成本可能就要翻倍，组件的破碎率也会提高。正泰新能源副总裁李崇卫也在论坛中指出，选好当地合适的合作伙伴对于海外项目能顺利实施非常关键，就像当时在埃及的项目，正是由于项目选择的合作方施工组织管理能力不够，且聘用的管理人员不习惯国内的工作进度要求，导致最终项目建成时间比预期计划晚了一年多。
在疫情蔓延的当下，许多国家都开始限制外来人员入境，中国光伏企业海外进军除了要面对比平时更加严峻的汇率风险、合同风险，文化风险等之外，首先亟需解决的就是工作人员的流动派遣问题。在上周举行的“光伏行业情况交流与形势分析视频会议”中，中信博营销中心总裁容岗重点提到了本地化团队建设的问题。疫情冲击全球的当下，一支可以本土化运作的团队就是企业在海外的根据地，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在海外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企业在当地应该挑选什么样的人才，如何适应当地的文化，怎样与客户沟通，这些都需要光伏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就做好规划。隆基乐叶董事长助理兼全球市场负责人王英歌在去年的杭州论坛上指出，人才的招配是当前企业海外进军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招配的人才一定要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在“欧洲之心”捷克，正泰集团已走出了自己的品牌本土化之路——海外子公司的九成员工都从当地招聘，成功建立了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人才体系，最终成为欧洲低压电器领域排名第一的亚太品牌。
在未来光伏发电将是一个相当大的应用市场，“走出去”也绝不只是那些想要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光伏龙头的事情，中小企业也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新的、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海外细分市场来细分来拓展自己的业务。然而目前中小企业想要“走出去”也面临着一些比巨头企业更复杂的难题：一方面是合作平台较少，中小企业缺少能获得海外项目信息和投资渠道的平台。即使有这些平台，由于门槛较高，一般中小企业难以进入，只有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企业才能获得这些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对东道国的政策文化，法律制度等信息获取不畅，在进行项目选择和决策时往往瞻前顾后，忧心忡忡，十分不利于光伏产业海外布局的顺利进行。
要解决中国光伏企业“出海难”的问题，首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纵观当今任何一家世界级企业，背后无不有政府的影子。当年美国企业走向全世界的时候，背后有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在支持，而更早英国企业海外殖民掠夺的时候，英国海军的坚船利炮也是时刻在后方保驾护航。就目前看，我国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以金融方面来说，相比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中对资金规模和金融服务的需求，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尚不匹配。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无论融资要求，还是服务速度，都有较大差距。而对海外市场环境的评估监测如相关的法律、经济、制度环境、劳工关系、汇率管制、融资情况等情况，也未形成全方位的系统支撑，企业的投资决策缺乏直接可靠的参考信息和依据。
其次，光伏企业要走出去，还需要业内的企业之间互相合作，互利共赢。现在的光伏行业分工已经高度精细化，各大龙头企业在自己的专攻领域都有独到之处，只有发挥各自在产业链的领先优势，加强上下游资源的共享与整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势头。作为全球最大的晶硅电池片生产企业之一，通威集团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一直都有深度战略合作关系，其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就曾说，“必要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撑，把各自所专、所精、所强领域做大，这才是龙头企业要考虑的事情。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长项，企业要扬长避短——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 最后，光伏行业协会也要在企业“走出去”的路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行业协会应建立起企业之间的对话合作机制，搭建起企业间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充分发挥好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在东道国发展比较成功的光伏龙头企业介绍经验进行多边交流的方式，引导企业与国外优质资源对接，消除光伏企业“走出去”的顾虑，打通光伏企业“走出去”的通道，促进我国光伏产能全球化布局。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资金、管理、技术大量需求与发达国家处于金融危机边缘收紧对外投资和海外产业部署的错位下，作为我国优势产能的光伏企业，正可以利用自身丰富的项目运作经验，现代化的管理水平，先进的制造技术，与这些国家展开合作，成为真正的世界级光伏，并引领世界能源前进的潮流。
作者：PGO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行业研究部 张国成